逄先知：谈谈我所认识的戚本禹

引言

这杂志的名字叫《群众反映》，在戚本禹的晚年著作中，也有谈过办该杂志的始末好币我先知。

但是，在逄先知这些知情人看来，他在书中的有些记述不是很准确，甚至显得不真实好币我先知。

按照惯例，我简单介绍一下逄先知好币我先知。

他曾经当过田家英的秘书，和戚本禹共事过几十年，也是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好币我先知。

这篇文章，我就从办《群众反映》这本杂志的前前后后，来看看逄先知是如何看待，和评价戚本禹的好币我先知。

夸大成绩

我们先来了解，当时为何要办《群众反映》这么一本杂志好币我先知。

当时田家英负责的秘书室，有一项工作，就是专门处理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好币我先知。

秘书室把这些信件经过筛选、整理后，再汇总给伟人；领导每看完每一封信件，都会在上面作出相应的批示和意见好币我先知。

每天从各地邮寄过来的信件很多，即使是经过整理汇总后，数量也不少好币我先知。

数量一多，就产生了一个纰漏，那就是伟人批示过的那么多信件，是没法保证每一封都让别的负责人也看到、了解好币我先知。

而且群众在信里提出的意见，他们也大多不知道，这就让他们在工作的当中，显得有些被动好币我先知。

针对这个工作环节当中出现的纰漏，田家英就和秘书室的同事们商议，要不秘书室就干脆创办一本刊物，名字就叫《群众反映》好币我先知。

这本杂志就专门刊登那些群众的来访信，把群众在信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综合刊登在杂志上，然后再把杂志分送给每一个主要领导好币我先知。

展开全文

好币我先知我们先来看看戚本禹在其书里面是如何记述的：

在1961年底，我参加天津调查结束以后，仍然回到了秘书室好币我先知。在讨论我的工作安排时，田家英说，戚本禹农村也去过了，工厂也了解了，那就应该让他做些重一点的工作、全局性的工作了。

书里的天津调查指的是1961年，从政研室和办公厅这两个部门，总计抽调了16个人组成了一个“天津调查小组”，由陈伯达作为组长，田家英为副组长，前往天津第一钢厂进行工业调研好币我先知。

关于这次调研，可以参阅我的这篇文章《逄先知：从1961年的天津调研，谈谈我所知道的戚本禹》好币我先知。

在这段叙述中，戚本禹表示，田家英让他作一些全局性的工作好币我先知。

对此，逄先知表示，当时秘书室里比戚本禹有能力、有资历的人大有人在，像这种做全局性统筹的工作，一般都是由田家英、陈秉忱来主持，是不可能，也不会让戚本禹来负责的好币我先知。

当然，他也肯定了戚本禹在办《群众反映》这本杂志的过程中，确实也是出了力，做出一些成绩来的好币我先知。

但却不是如他所说，做的是统筹性的全局工作好币我先知。

至于戚本禹为何会在书里这么说呢？在逄先知看来，这就纯粹是他在美化自己，夸大自己的成绩好币我先知。

倘若逄先知所言非虚，戚本禹这么写，其实也能理解，毕竟现代人在简历里面，或多或少，也有着不小的水分，也会或多或少的夸大自己的成绩好币我先知。

当然，关于这一点，我也去查过，在2017年2月份的时候，逄先知和吕澄、沈栋年、王象乾、李公绰等人，开了一个座谈会好币我先知。

在这次座谈会上好币我先知，谈到这点的时候，李公绰、沈栋年、吕澄和王象乾都认为：

根本没有这个事，绝对没有，绝对不可能，这纯粹是戚本禹吹牛好币我先知。

也就是说，在他们看来，戚本禹虽然是为《群众反映》的创刊，做出了一些积极贡献，但是并没有如他所言那般，而是过度夸大的自己的成绩好币我先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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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四个人当时也是在秘书室工作，和戚是同事好币我先知。

李公绰、沈栋年主要负责处理各地的群众来访信件；吕澄则是负责上门来访的群众；王象乾负责的是打字室的工作好币我先知。

抬高自己

戚本禹讲述自己在创办《群众反映》这本杂志的过程中，做的是“重点和全局性的工作”；那么，很自然的，在书里，也就讲述了这本杂志的重要性好币我先知。

好币我先知他在书里记述如下：

《群众反映》出来后，领导也是每期必读，他对《群众反映》的批示就比对《情况反映》的还要多，这说明这份小刊物的影响力很快就超过了《情况反映》好币我先知。

这本《情况反映》是由办公厅后楼的研究室创办的，早于《群众反映》，两本杂志的内容比较雷同好币我先知。

当时，领导经常翻阅和批示《情况反映》，在戚本禹的记述中，由他主持创刊的《群众反映》，其影响力后来居上好币我先知。

当然了，之所以这么写，其实也是从侧面抬高自己的能力和身价了好币我先知。

不过，曾经是戚本禹同事的李公绰认为，《群众反映》这本杂志自创刊以来，影响力一直都没有《情况反映》大好币我先知。

《群众反映》没有那么大的作用，就是反映葛慧敏用军用飞机运鸡那期引起一些轰动好币我先知。

在戚本禹的记述中，还曾提到林帅每期都会看他创办的那本杂志，倘若是几天没看到，就会询问好币我先知。

对此好币我先知，王象乾却有着不同的说法：

我曾打电话问过林的秘书，问林对《群众反映》有什么批示，是不是每期都看?秘书说，没有批示过，不是每期都看，有时我们挑一点送给他看好币我先知。

在王象乾的这段话里，说明这本杂志在领导那里，显得也不是很重要，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吧好币我先知。

除了上述这两例记述外，戚本禹还提到，在《群众反映》的头几期，伟人对这本杂志一连作出了三次批示好币我先知。

在他离开秘书室之后，由别人接替负责的《群众反映》，领导就不怎么看了，也没怎么作批示好币我先知。

根据逄先知吕澄、沈栋年、王象乾等人提供的资料，显示从1949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，伟人作出的各种批示，其中对《情况简报》的批示多达21期；而《群众反映》的批示只有5期（分别是1963年12月13日、1964年3月10日、1964年9月27日、1965年8月20日“共两期”)好币我先知。

并且这5期，都是在戚本禹离开秘书室后，由别人接替负责编辑的好币我先知。

在逄先知他们看来，戚本禹如此不真实的记述，其实就是在吹嘘自己的同时，刻意抹杀、压低别人的成绩好币我先知。

对田家英的前后不一的态度

前面提到的内容，我就暂且不管谁真谁假，谁对谁错了好币我先知。

而且，在我看来，即使逄先知他们所言是真的，戚那也只是小节上的错误；还是那句话，大多数人在自己的简历上，都会刻意地美化和夸大自己的成绩，我也不例外（本文来自百家号“贱议你读史”原创，其他平台均为搬运）好币我先知。

已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我不是圣人，也就不用圣人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了好币我先知。

不过，戚本禹在书里贬损田家英的内容，说实话，我个人是一个标点符号都不信的，而且，显得还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好币我先知。

田家英是个什么人？在我心里，他是有着传统知识分子那种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好币我先知。

和戚比起来，田家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，心中有着外界所不能撼动的那一份执念和信念好币我先知。

所以，我直接就单方面地否定了戚在书中，对田家英的贬损内容好币我先知。

至于刊登什么内容，田家英也让我来决定好币我先知。他和我有个默契，他说，重要的事情你得给我打个招呼，其他的你就自己签发好了。……其实，我心里明白，他之所以让我来签发，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他还可以有回旋的余地。果然，后来《群众反映》出现了几次纰漏，田家英被批评了好几次，田家英就都往我头上推。

然而好币我先知，同样是在同一本回忆书籍当中，他是这么评价田家英的：

田家英有个大优点，即使在工作上出了问题，他从来不像陈伯达那样把责任往别人头上推，从来不诿过于同级或下属好币我先知。

这说法有点前后不一致了，况且，两人的品性，我个人更倾向于田家英好币我先知。

后记

总有人说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，没意思，这就很有意思了好币我先知。

历史，就是要从过往的痕迹当中，寻求适合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，以便让我们开悟明智好币我先知。

这就好比，远处同样的一座山，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角度，看到的风景，和得到的信息，完全不一样好币我先知。
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好币我先知。

从历史的行走的痕迹中，从别人的经验教训中，开悟明智，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，避免再次走同样的弯路，避免闭着眼睛，不明方向的走路好币我先知。

这才是我们读史，应该有的正确态度好币我先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