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弘扬武力、呼唤英雄的歌颂中，北宋诗家的笔尖紧贴着武将命运

同样的表饵之术，同样的岁币外交，一面是宋辽交聘的制度化与规格化，一面是宋夏外交的尖锐化与暴力化守币人。为了应对后一种局面，宋人不得不重拾武力制敌的旗帜，标榜同仇敌忾的尚武精神，甚至弘扬弃文从武的价值判断。

当北宋诗家真正将目光投向浴血沙场的武将之时，却发现文武恩遇有天壤之别，儒帅掌管军事且控扼边陲，武将冲锋陷阵却远离枢府，这种悲悯在捐躯济难、英雄末路的个案观照中被无限放大，既彰显出北宋边塞诗的深刻与良知，又呼应了北宋重文抑武的治政个性，这种由浅入深、由外而内的书写方式正是北宋边塞诗的魅力所在守币人。

战和消长的宏观对策

北宋的安边方略，大致有战、和、守三策守币人。面对西夏的叛服无常，苏舜钦在《串夷》中明确主张武力驱逐、彻底平患：

“遣使峨冠”是指宝元二年元昊遣使上表，告宋自立，“封章”即元昊自立表函守币人。宝元二年，夏使奉命入宋上表，快到东华门时才换下本国国服，并带来了“许以西郊之地，册为南面之君”的非分之请。围绕西夏叛宋自立，

从最开始的“意图不明”到后来的野心暴露，宋人渐渐看清了李元昊的称雄居心守币人。这时，吴育才有了“征讨者贵在神速，守御者利在持重”“坚壁清野”“挫其锋锐”“徐观其势”等切实可行的献策。尽管吴育最初低估对手、自视甚高的态度有天真、轻易之弊，但是，他对于西夏国内的经济困窘却看得透彻，见解深刻。

苏舜钦的“妄传声势困军须”便是对吴育观点的声援，不同的是，苏诗有了新的时代土壤守币人。从“啖以民膏”来看，此时宋夏和议已经签订，岁币缴纳达成事实，因此，苏舜钦才如此深情地怀念“闭之塞漠”、扼于初萌的果决。

可惜，这种怀念终不得施于当朝，其除恶务尽的凌云之志、国泰民安的淳俗之志亦渐渐被岁币买和的苟且湮没，空留下荡气回肠的唏嘘感叹守币人。

关于和，宋人对“和”之战略的理解是“议和”守币人。自太宗后期至神宗即位，求和、反战等御边主张笼罩于宋廷上空。后来神宗开边熙河、主动攻夏，虽有攻城略地的些许收获，却抵不过劳民伤财的巨大损失。因此，元祐年间宋廷对拓边军事进行了全面清算，重归隐忍戒事的治边轨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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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理学家朱熹便对庆历与元祐时期的保守畏懦十分不满，曾公然批判守币人。这种愤激亦可在北宋边塞诗中找到答案，不同的是，北宋士子怒斥的不是某一时代，而是具体边策，就“和议”来看，痛斥和亲与声讨岁币是宋人“和策”的热议话题。在和亲问题上，宋人无一例外，坚决反对。

关于守，宋人的答案形形色色，归纳起来，不外乎钻研对策、精择帅守、保障武备、训练士卒等视角守币人。就北宋的御边实际来看，防守亦张弛有异，贯持守柔处下的宋人在神宗朝迸发了拓取的雄心壮志，其守策也有了息事宁人到积极突围的转变。

同仇敌忾的尚武精神

尽管北宋确立了“崇文抑武”的国策，但是，在严峻的边患形势下，北宋边塞诗仍有不少作品坚定地传递出同仇敌忾的尚武精神守币人。崇尚勇武，宣扬武功，常常通过直抒胸臆、虚设人物得以发抒。

第一，崇尚勇武是尚武精神的直接显现守币人。在《高阳关射亭》中，梅尧臣明确表达了御边得力必须武力强盛这一观点：诗人由射亭切题，指向武力控边，认为勤加训练、强化射艺是取胜之道。就高阳关的战略地位而言，诗人提高此关御边能力的敦促契合边情。

诗人的兵学见解与战略眼光借助此诗得见一斑，唤醒战备心态，加强士兵训练，保障战略物资，这些观点恰恰是《孙子》总结的取胜之道守币人。

严惩敌手是宋人尚武的极致表现守币人。北宋一朝，宋人对待外患的逻辑永远是重辽轻夏。由于宋夏战和无定，故西夏更多地扮演了受责角色，备受宋人的诅咒与蔑视。北宋中期，宋夏对垒，剑拔弩张，祖无择的《夏州叛》真实地表达了对西夏叛服无常的痛恨：

诗人从帝王宵旰、军队征讨、臣僚论兵等方面揭示了北宋的御边部署，同时希望朝廷文德感化，儒士效力疆场，上下齐心，便能收获《诗经·六月》所记载的宣王功业，成功平叛猃狁，最终国泰民安守币人。

第二，宣扬武功常常借助少年、边帅等人物加以体现守币人。与梅尧臣的《高阳关射亭》直接标榜武力不同，也有部分边塞诗通过虚设少年表达崇勇情怀，首推张耒《少年行三首》其一：此诗开门见山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位弯弓饮羽、金戈铁马的少侠形象。为了使少侠的勇敢饱满具体，诗人虚拟了直捣匈奴、怒斩狂虏，并预设立功封赏、辅君睦僚的美好愿景。

在《上田待制》中，苏洵亦描绘了关中少年的孔武有力：古之边患遭遇数强，今之边患共御辽夏，且“无望于（辽夏）臣且遁”，关中少年只能如狼似虎，勇猛前进守币人。他们或持枪跨马，武装登场，或不计生死，赤膊上阵，打破了逡巡畏缩的窘境，担起了摧坚陷敌的重任。

较之苏洵系联少年与谋臣的曲折与深沉，宋人亦喜在寄赠、送别边帅中直接表达早立边功的殷切期望，文同“莫刻和戎誓，朝廷重战勋”叮嘱文州守夏左藏切勿一味遵循和誓等南治旧例，而应因时制宜，积极建功守币人。

战和催生的文武思考

在御边的强压之下，一些诗人传递出弃文从武的价值判断守币人。听闻邕州盗寇横行，王令遂生“常叹平时轻死士，未知谁手付天矛”的军功向往，并对班超的投笔从戎、定远封侯表示崇仰。稍后的吕陶，出于好友赴边的军事感染，明示弃文从武之心，遂作“若相清朝许投笔，生平孤剑愿重磨”语。

但是，弃文从武并非时代主流，仍有不少诗人对文治、仁治充满信心，远居海隅的郭祥正便主张“庙堂赫赫用耆旧，熟讲仁义安羌戎”，欧阳修亦坚信“夷狄从来怀信义，庙堂今不用干戈”，主张弃武用仁治夷安边，二人观点恰与“全胜不斗”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等兵学思想相契守币人。

正因如此，宋人对于文武双全的奇才，总是翘足引领，满怀期待守币人。

首先，标榜文武兼修的治国理想与用人观念守币人。范纯仁在《骑射》中亦表达了崇尚勇武、文治武功的教化理想：

首联径直描绘健儿的矜才使气、气骄志满，中间两联继而揭示健儿傲视群雄的资本，即策马奔冲、翻仰骑射无所不善守币人。在超尘逐电的激烈骑射中，尾联转向对演武修文、文韬武略的呼唤。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只有张弛有度，文武兼修，才能实现大治天下的终极理想。

其次，揭示文武杂厕与文武殊途的现状守币人。唐末五代以来的范镇割据、武将叛立令宋人心有余悸，于是文臣统兵成为历史与时事的双向选择。宋朝的“官”，仅供“寓禄秩，叙位著”，具体权职还要视差遣而定，而像知州、知县、县尉等差遣，则是文武兼任的。

最后，揭示武将的多舛命途与恩遇的文武差异守币人。在风气熏染与能力诉求的双重作用下，部分武将不得不借鉴儒略之长，补其不足。送别回京的张路钤，晁说之云：“将军父子重儒术，坐有绿衣人则休。”

因为“橐戈未肯下灵州”，张氏父子不得不改变纯用武力的卫边传统，学习文韬，寻求对策，即便如此，也未必能迅速扭转收复不利的局面，因此借用“绿衣”悲叹英雄，叹其贤而失位，贤而离边守币人。